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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教授

[作者:謝泳]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07/8/3]
謝泳(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

研究中國大學教育的人,可能都會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本世紀初,最早承擔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變職責的,大多是一批傳統的士子,比如北大校長蔡元培、南開大學創始人嚴修、南洋大學堂校長唐文治、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以及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等等,都是進士或舉人出身。如果僅僅是個別人,也許還是特例,但現代大學教育史向我們顯示,這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

不僅如此,這些現代大學制度的設計者,同時又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比如蔡元培,是留德學生,而蔣夢麟是留美學生。而且,從一開始,他們就居于教育的主導地位,像蔡元培、蔣夢麟都是做過大學校長和教育部長的人。現代大學的萌芽時期,最需有好的設計者,這一點,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大學的幸運。制度的設計在于理念,在于對國家進步的強烈感情,在于對世界文明的誠意。中國早期大學制度的設計者們,可以說都是具有這樣品格的人。有了這樣品格的人,才奠定了好的大學制度,最終才出現了像北大、清華、復旦等一些向當時國際一流大學看齊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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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1929年7月,國民政府制定的《大學組織法》還明文規定,除國立大學外,可以設立私立大學,“由私人或私法人設立者,為私立大學”。尤其重要的是私立大學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國人和教會可以在中國辦大學,這是一種開放的世界眼光。在中國教會大學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早期由于缺少現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任何新事物都難免是舶來品,新式大學顯然是外國輸入,嚴格區別于中國的傳統教育。”

當時國立東南大學的校長郭秉文曾說過:“從全國范圍來評論,有些教會大學已處于中國最好與最有效率的大學之列。而且,由于他們興辦得較早,所以他們就有更大的影響與更多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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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些大學,教育部一視同仁。而且對于辦得好的私立大學,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撥款補助,或者由教育部轉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員會撥款補助。在待遇上各種形式的大學地位是平等的。《大學組織法》還明文規定:大學校長不得由官員兼任。“大學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國立、省立、市立大學校長簡任,除擔任本校教課外,不得兼任他職”。在中國早期大學制度設計者的理念中,教育獨立的觀念可以說深入人心。

1937年,胡適在廬山談話中也多次強調,官員不能兼任公私立學校校長或董事長。1945年,蔣夢麟做了行政院秘書長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勸他必須辭掉北大校長一職,他們認為,大學校長決不能由官員兼任。此外,當時十分強調私立大學與國立大學的平等地位,事實上做沒做到還在其次,重要的是辦大學的人應有這樣的理念。中國是一個具有非常優良教育傳統的國家,從古代的私人講學到現代的私立大學,都可以舉出無數的實例。從私立大學到民間教育家,本來就有一脈相承的傳統,只是后來中斷了,不是中國人沒有能力辦好私立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光華大學等等,在當年都是堪與國立大學比肩的私立大學,其校長張伯苓、林文慶、馬相伯、張壽鏞,個個稱得上一代教育宗師。

胡適在《談談大學》的演講中曾說過:“記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戰事沒有發生時,從北平到廣東,從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學,當時每一個大學的師生都在埋頭研究,假如沒有日本的侵略,敢說我國在今日世界的學術境域中,一定占著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過去的一點傳統現在全毀了。”

對今天的人來說,那個年代已成歷史。我們只能回望,從前輩學人留下的點滴文字中,感受那個年代的大學,以及那個年代的教授。

自由流動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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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教授是可以自由流動的。所謂自由流動,是指大學校長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選擇大學的自由。自由流動其實就是遷徙自由和擇業自由的具體化。由于過去的教授社會地位較高,經濟上相對也有保障,這使自由流動成為教授生活的一種常態,就是說,過去的教授一般不會在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大學里混下去,特別是年輕教授,他們的流動性是很大的。

流動本身是一種雙向選擇的機制,教授在選大學,大學也在選教授,教授最終固定下來的大學,通常就是他們比較滿意的大學。這種自由流動的機制,對于展示一個人的才華有積極意義,同時也對教授保持學術活力有促進作用。

1932年,楊樹達在清華執教,當時的中文系主任是劉文典,因為有人說了楊樹達的閑話,他就決定離開清華。楊在回憶錄中記下了這件事:“十一日。書與系主任劉叔雅(文典),告以下年不愿受清華之聘。廿二日。文學院院長馮芝生(友蘭)來,言見余與叔雅書,有辭職之說,務請打消此意云云。余答言:‘聞學校有人與余為難,故有彼信,免使學校為難。余學問佳否,姑可不論,即憑余之努力,學校不應因諸先生無知之言而對余不滿。’芝生唯唯而去。二十三日。在清華,劉叔雅來信:學校局面已定,不許余辭職,休假不成問題。此次當教授皆續聘三年,希望假滿后仍回學校任教云云。”

像這樣的情況在過去的大學里是常見的,是真教授就不愁沒有去處。當年魯迅在中山大學,后因傅斯年又聘了顧頡剛來中大,而魯迅和顧頡剛有積怨,不愿待在一個學校,所以很快就離開了。由于有自由流動的機制,大學里教授之間的矛盾一般能夠減至較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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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痛快話的教授

張東蓀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早年在上海光華大學做教授。當時學校有一個慣例,每次校務會議開會時,主席都要恭讀總理遺囑。張東蓀對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說:“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遂奪門而去。

西南聯大時,國民黨當局要求負有一定行政職務的教授都入黨,當時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聽罷脫口說道:“扯淡,我就不入。”

過去的大學里,教授對于黨派活動一般是比較反感的,這種態度源自西方的大學理念,還不僅是對某一具體黨派好壞的評價,而是從根本上反對在大學里進行黨派活動,無論是什么樣的黨派活動,教授們都不贊成。王瑤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說:“他平日并不過問政治,1942年昆明學生發生倒孔運動后,國民黨大批拉攏大學教授入黨,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記中,曾記載聞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國民黨,因了他的拒絕,才沒有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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